
主讲人:郭岱君
时间:2001/09/20 14:00 
时间表:
人物:蒋介石、陈诚、陈仪、俞鸿钧、吴国桢、严家淦、徐柏园、尹仲容、杨继曾、李国鼎
大事记:1945: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陈仪)
1947:二.二八事变
台湾省(省主席:魏道明)
1949:省主席:陈诚(期间蒋介石引退)
国民党中央迁台(陈诚组阁)
1958:陈诚二次组阁。
1975:蒋介石过世,严家淦继任总统。
1978:蒋经国当选总统。
1988: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
2000:陈水扁(民进党)当选总统
机 构: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
1949: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生管会)
1953: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
1958:美援会:陈诚、尹仲容
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外汇改革)
1959:Haraldson(八点财经建议)
行政院(十九点财经改进措施)
1960:奖励投资条例
1962: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经合会)
1973:经济设计委员会(经设会)
1977:经济建设委员会(经建会)
演讲内容:
很多人都知道台湾,都曾对我说过台湾生活水准高、台湾经济发达等等。但是台湾为什么那么成功,我想这点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先来举几个数据,台湾在1950年时平均国民所得是100美元、1976年达到3000美元、1988年达到10000美元、到现在为止人均有13000美元的收入,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台湾经济成长速度是十倍、几十倍的。很多人都在问:“台湾是怎样做到的呢?”因为台湾看到全世界很少出现从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成功的例子,所谓的成功就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计划经济快速转化为自由经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用了100年时间,美国用了200年时间。但他们也不能算是快速转变为自由经济,事实上真正快速转变为自由经济的是台湾地区和南韩,但相较之下台湾更成功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间实力比较强,不是单纯靠政府和几个大企业来带动;而南韩绝大部分经济实力是掌握在一些大财团和公司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南韩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大的冲击,而反观台湾却安然无恙。有很多人想问为什么,事实上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一、土地改革很成功;二、出台的几个经济政策都很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样看问题我觉得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层面,我认为应该看到问题的多个层面以及当时事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之间的关系。例如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描写了明朝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一些事,这些事看似毫无关联,实际上都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以至于影响到明朝的兴亡。所以说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要看到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它背后是否蕴含着其它目的,是否牵动着人与人、权利与权利、机关与机关甚至于人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很想去了解这些事情,并且想知道他们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台湾过去的发展。
首先,我们先从1945年开始。台湾在1945年之前曾因甲午战争割让给了日本,1945年国民党政府派陈仪接收台湾。考虑到日本曾在台湾殖民统治五十年,骤然成立一个台湾省恐怕有很多事无法应付,因此没有成立台湾省而是成立了一个行政长官公署。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陈仪担任台湾省省主席。他从政期间实行的是一种非常严苛的管制经济,他把日本人的公、私财产一并没收归政府所有。最初日本统治台湾时实行地是一种殖民地经济,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种掠夺经济。虽说是掠夺经济但当时台湾在日本人的治理之下还可以做一些小生意。可是陈仪对台湾实行的是一种更加严苛的管制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受到罗斯福新政和日本军国主义管制经济思想的影响,陈仪想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所以他采用了管制经济的手段。大家知道管制经济一定会有它的弊端管得太多就会出现漏洞、执法人员掌握的权利太大就会产生腐败,于是很快台湾的地下经济、黑市买卖开始泛滥。政府就开始动用经济警察来治理,但这些警察与台湾人民由于长期处于磨擦状态再加上陈仪政府管制经济的严苛、通货膨胀的严重、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样就逐渐产生了很深的社会矛盾。于是就在1947年2月27日由于一件小的冲突暴发了二、二八事变。
二、二八事变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二、二八事变从此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仇恨;第二、民众与政府之间有很大的仇恨,从1947年至今都没有完全平复。所以说要想了解台湾问题首先要了解二、二八事变,因为这是台湾问题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例如有人经常问我:“马英九、宋楚瑜两个人谁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的回答是:“他们两个人的希望都不大,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外省人。”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后来国民政府为平民愤于1949年将陈仪枪决。陈仪虽然死了,但陈仪实行地国营事业和计划经济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国营事业在50年代曾是台湾的主要经济力量。虽说是国营事业但它和社会主义的国营事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件事之后国民政府派魏道明接任台湾省主席一职。在魏道明任职期间台湾社会很动荡再加上美国当时要放弃台湾以及台湾出现财政危机,这所有的事件迫使蒋介石于1948年12月任命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后来证明蒋介石这样做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陈诚是军人出身;其次陈诚是一个性格刚毅,做事果断的人,因为一个动荡的社会靠一个软弱的领导人是无法治理地。因此通过这几点我们说任命陈诚是正确的。陈诚上台后看到导致台湾动荡的几个重要因素于是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台币改革。台币改革的目的是稳定台湾的金融;二、土地改革。因为国民政府认识到在大陆失败地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土地改革没有做好,土地改革有三个步骤:一、三七点五减租:即佃农占37.5%,地主占62.5%。目的是使两方都获利缓和阶级矛盾;二、公定放一:将当时陈仪没收日本人占有的土地和一些地主的土地发放给农民;三、耕者有其田。但土改期间在公定放一问题上有些地主很有情绪。于是政府为平定地主阶级的情绪就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股份发放到地主手中并允许他们开工厂、办小型企业。这次土地改革前后历时三年,使台湾从1952年开始就出现了私营经济,并从50年代开始实行地区自治。在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做的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1949年成立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生管会)。这个委员会是设计、规划、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组织机构。当时陈诚任机构主席,任命尹仲容为组委。说到这里我想我不得不特别提一下尹仲容这个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上天赐给台湾的一位奇人。如果没有尹仲容台湾的经济不会起飞地那么快。尹仲容在读大学时所学专业是机械而不是经济,但他很早就有海外的经验,因为他曾在宋子文手下做事、同时与孔祥熙关系也很密切。抗战时期,他曾被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派到纽约采购军需,因此他很早就深受西方那种现代企业经营观念的影响。尹仲容是一个在经济方面很有建树的人,他很早就预见到台湾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会有发展。在担任生管会组委期间他尽职尽责、在处理一些事件时表现得铁面无私,并拒绝行贿。由于他的性格特点,因此得罪了很多工商界的人士。当时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性格与尹仲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就是严家淦。当时严家淦有一个绰号叫做:“严推事”,请大家不要通过字意来了解这个人。事实上表面看起来他像是在推托事情,而实际上他是在缓和内部的一些矛盾。他与尹仲容的处事方法截然不同,例如:每次会议时尹仲容都会把个人见解全面的阐述出来,并且由于他直率的性格也从不给别人留情面。而严家淦却相反,他在会上从不发表见解。待大家讨论过后他总是能够结合自己的观点很婉转的把会议的结论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尹仲容的老部下、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王作荣曾经说过:“我这一生见到最聪明的两个人。一个是严家淦,另一个就是王有庆。”他认为严家淦这个人理解力很强,他总是能很快抓住一件事情的精髓。因此每次会议基本上都是尹仲容发表见解,严家淦来做结论,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搭配。我们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陈诚很会用人。以上所述是50年代生管会的一些情况。
从50年代初期开始,这时候台湾经济开始稳定下来。1950-1953年这一时期发生了以“台湾何去何从”为主题的大辩论,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参加者有政界官员和海外经济学界人士。这次辩论有两大议题:一、台湾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自由经济?海外经济学家普遍主张实行自由经济,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激发人的生产潜力。而台湾政界人士一直以孙中山追随者自居因此相当认同计划经济,所以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二、是要国营经济还是要私营经济?大家很清楚,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必定赞成国营经济,主张自由经济的人必定赞成私营经济。但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人也参加了辩论,因为当时台湾接受地是美元。这此辩论还同时涉及到了要不要政府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保护哪些产业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次辩论中尹仲容建议政府要适度干预,把大部分力量放到民营企业中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什么不可以实行“用之于民,取之于民”。他主张政府应先把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待民众富裕起来政府再从中抽税。但他这种想法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结果这次辩论以尹仲容等人和海外学者的失败而告终。失败的直接原因有两点:一、观念很难改变;二、当时台湾经济刚刚开始稳定,大家认为骤然实行这样一种开放型经济恐怕出现重大失误。但这次辩论对民众思想启迪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台湾经济又出现了问题,当时农业生产恢复得很快并出现了饱和。什么原因呢?因为台湾可耕地面积有限,导致台湾农业人口过剩,失业人口增加。台湾的工业在慢慢恢复,虽说是工业但也只是一些初级工业,根本无法保证台湾经济平稳发展。因此尹仲容等人开始呼吁政府不能再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了,台湾必须改为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政策,要以贸易为主要发展方式。大家都知道,要做对外贸易首先要做外汇改革。但有人认为现在做外汇改革为时过早,可以暂时做第二次进口替代。于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又展开了第二次大辩论。这次辩论也分为两派。一部分人认为汇率改革迫在眉睫,另一部分人认为目前经济还不稳定,不能忘记过去由于汇率改革失误造成的教训,他们还认为汇率改革会给财政部造成损失。但是虽然反对派呼声很高并且几乎整个财政部也加入反对行列,当时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却全力支持汇率改革。海外著名经济学家刘大中、蒋作杰曾联名致信蒋介石阐明如果台湾要走外交的路就要进行财政方面的全面改革,财政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汇率改革。由于尹仲容积极主张实行改革,而且他还非常大胆的帮助一些民间企业来发展,因此他扶持的纺织、塑胶等工业都成为台湾占重要地位的基础工业。所以我认为尹仲容是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核心人物。
但可惜的是1955年发生了一件事迫使尹仲容辞职,事情经过是中央信托局曾经贷款给杨子公司做组合房屋的生意,因为杨子公司资金周转的问题就故意托欠中央信托局的利息,于是立法院的一些人就借这件事诬陷尹仲容以扶持民营企业之名,图谋私利与杨子公司勾结。尹仲容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时任中央经济部部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他无法接受这种诬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俞鸿钧,在这件事上他不但不维护尹仲容,而且更奇怪的是他还急匆匆的把这件事送到最高检查署去调查,就是最高行政院院长把自己的经济部部长送到最高检查署去接受调查,因此尹仲容愤然辞职。尹仲容辞职后,在56、57这两年中读了大量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并编写了《郭松涛年谱》这部书。这件事对尹仲容的政治生涯是一次很大的挫折,对台湾的经济也造成很大的损失。1958年中期俞鸿钧下台,国民政府再度任命陈诚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于是陈诚再度接任时首先做了两件事:一、将严家淦调回,继续任经济部部长;二、让尹仲容复出。后来“杨子”事件经过调查认定尹仲容是清白的,并任命他为副主任委员。同时陈诚还让他负责外汇改革兼任台湾银行的董事长。蒋介石在1957年命令陈诚组织一个外汇改革小组,小组主要成员包括:陈诚、尹仲容、严家淦、徐柏园(时任财政部长)、杨继曾。我刚才谈到当时提出外汇改革时几乎整个财政部都表示反对,因此外汇改革小组的徐柏园也站在反对派一边。有一次,会议结束后陈诚问徐柏园:“徐部长,我想请问你如果我们进行外汇贸易改革,你财政部可不可以配合?”徐柏园说:“我没有能力配合,我辞职。”徐柏园当场辞职。就这样由于徐柏园的辞职促使外汇贸易改革顺利进行。紧接着一份外汇贸易改革方案出台了,外贸改革分为三个部分:一、将30个汇率改为双汇率(进口、出口)再逐渐过渡为单一汇率;二、简化行政程序;三、行政改革。这就是第二次大辩论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就:即全面推动财政金融的改革。
从58年至60年台湾做了数次改革,这一时期首先经过了外贸改革,这是一次比较大的改革。第二就是奖励投资条例的出台。当时有一个叫Haraldson的美国人(美联总署署长)为台湾的改革提出了一份《八点财经建议》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台湾要发展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行政、财经、司法等各个方面,于是针对这份报告行政院成立了一个以尹仲容为组长的小组很快草拟了一份《十九点财经改进措施》最后将其落实为《奖励投资条例》。条例的实施使台湾经济发展很快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并以出口为主要导向,并且这些改革和条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政府的行政思维模式。因此,我们把从58至60年这段时期称为“划时代的改革期”又称为“尹仲容时代”。
从60年代以后,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我刚才称58至60年这段时期为“尹仲容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尹仲容确实对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个人认为首先做为一个领导人要做到尊重技术官僚,要会用人;其次,个人的领导才干很重要;第三、政策的重要性;第四、要充分利用国际因素。我相信台湾和大陆也有很多共通之处,大陆的经济发展有朱总理和没有朱总理是不一样的,同样,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尹仲容和没有尹仲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结束这次讲座之前我想借用尹仲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才乃国家命也。


